長安城延興門內新昌坊裡的舊物與舊事

《唐研究》（第二十一卷）長安及其節慶研究  书样

| 刊发于2015年《唐研究》第21卷，133-162，文样。

長安城延興門內新昌坊裡的舊物與舊事

1992年，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在西安青龍寺遺址（位於唐代“新昌坊”東南隅）上合作修建仿唐建築。處理地基時，在距地表1.2米左右的唐代文化層中，發現一個長約處9.1、寬約4.5、深約2--2.5米的不規則唐代灰坑。出土大量唐中晚期的瓷片、陶片、還有少量建築物構件、殘磚、瓦塊等。其中有極其珍貴的“盈”字款白瓷器片。

（图一）1992年新昌坊青龙寺遗址出土执壶

（图二）1992年新昌坊青龙寺遗址出土执壶 大中十三年墨书

（图三）1992年新昌坊青龙寺遗址出土执壶 大中十三年墨书 殷政

出土白瓷執壺，高20.1、口徑6.6、底徑6.9厘米，執壺圈足底部刻“盈”字款，款上墨書“大中十三年三月十三日 王八送來令 □政收”。(圖一、二、三)“大中”為唐宣宗年號，“十三年”公元859年。“青龍寺”為“新昌坊”內唐時重要的地標。這件有“盈”字款及明確紀年的邢窯器物，成為重要的斷代研究尺規。“盈”字款，目前確認為邢窯器物所見之款記。多有學者留意此款識，並有較多研究著述。目前學者基本接受“盈”字款器具為唐時進呈唐內廷 “大盈庫”的器物。新舊《唐書》中關於“大盈庫”的記載，不在少數：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上》：“王鉷進計，奮身自為戶口色役使，征剝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稱是。云非正額租庸，便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賜之用。玄宗日益眷之，數年間亦為御史大夫、京兆尹、帶二十餘使。”

《舊唐書》卷一0五《王鉷傳》：“（天寶）四載，加勾戶口色役使，又遷御史中丞，兼充京畿採訪使。五載，又為京畿、關內道黜陟使，又兼充關內採訪使。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于左右藏取之。鉷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齎。鉷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徵稅物。’玄宗以為鉷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憂，起復舊職，使如故。”

《舊唐書》卷一一一《崔光遠傳》：“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詔留光遠為京兆尹、兼禦史中丞，充西京留守採訪使。駕發，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興慶殿者。”

《新唐書》卷一四一《崔光遠傳》：“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安祿山傳》：“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駱驛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貲，群不呈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貲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句剝苛急，百姓愈騷。”

《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于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曆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動搖。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德宗）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

《舊唐書》 卷一三九《陸贄傳》：“（興元）初，德宗倉皇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士眾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效歟！”

由上錄史料可以確認。第一，“大盈庫”出現在唐玄宗時期，此前未見記錄。從王鉷，天寶四年（745）任職“戶口色役使”，征繳財物入大盈庫的記錄。可以確認，“大盈庫”的設立時間在開元末至天寶初年。第二，“大盈庫”為皇帝私庫，且設於宮禁之中。楊炎、陸贄等記載非常明確。“大盈庫”與左庫並存，同時也是左庫的一部分，由皇帝自己管轄，私屬性極強。

2002年3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在西安南郊劉家莊村東，西安鐵路分局新南花園征地範圍內勘探，發現古井30餘口。在清理位於新南花園西部的一口古井時（編號2002XNJI）內出土一批帶“盈”字款的瓷器及其他器物。

（图四）2002年 新昌坊古井出土 盈字款执壶1

（图五）2002年 新昌坊古井出土 盈字款执壶2

（图六）2002年 新昌坊古井出土执壶2   盈字款拓片

（圖四、五、六）這批器物出土的古井東南側就是唐代“青龍寺”遺址。整體位置正好位於唐長安城“新昌坊”的西北角；邢窯器物在此坊內再次出現，而“新昌坊”在長安城內的東南部，緊鄰“延興門”。東北“安邑坊”一坊之隔就是大唐“東市”，正北三坊以外是“興慶宮”，正南為“升道坊”。就文獻記載，“新昌坊”中除了有“青龍寺”、“崇真觀”等寺觀建築外，像李益、錢起、蘇頲、崔群、李紳、姚合、韋端、溫造、盧弘宣、牛僧儒、哥舒翰、楊於陵、白居易、竇易直等人的住宅私第也曾經在過此地。就區域規模範圍而言，2002年古井的發現和1992年“青龍寺”的收穫，同處當年長安“新昌坊”區域內，兩者相鄰極近，不能排除相互之間的關聯。且極有可能，這些遺物當年同在一個建築群規劃區域範圍之內。但這一推測有待更細緻的考察和研究。

開元十年（722）中書舍人陸堅被旨開始修六典。開元二十三年（735）張九齡等撰、開元二十七年（739）李林甫等注的《唐六典》全部撰注完成進上。卷三曰：“郎中、員外郎，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為貢賦之差，分十道以總之。一曰關內道，古雍州之境。……二曰河南道，古豫、兗、青、徐四州之境。今河南府、陝、汝、鄭、汴、蔡、許、豫、潁、陳、亳、宋、曹、滑、濮、鄆、濟、齊、淄、徐、兗、泗、沂、青、萊、登、密、海，凡二十有八州焉。厥貢紬、絁、文綾、絲葛、水蔥、藨心席、瓷石之器。……四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今懷為、相、洺、邢、趙、恒、定、易、幽、莫、瀛、深、冀、貝、魏、博、德、滄、棣、媯、潭、營、平、安、東凡二十有五洲……厥貢羅綾、平紬、絲布（恒州貢春羅、孔雀等羅，定州兩窠紬綾，懷州子啟，洺、博、魏等州平軸、邢州瓷器）。”河南道土貢瓷器，在《唐六典》的正文中出現，可判定此狀況，在開元十年（722）時已為世人熟知。而關於邢州瓷器入貢的情況則是在注文裡出現的。李林甫，開元二十二年（734）五月拜相，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二十四年底（736）代張九齡為中書令，大權獨握。由此可以推定，李林甫接手奉敕注《唐六典》的時間在開元二十二年（734）五月以後，而真正全面過問督辦這一皇帝敕命工程，應該是在開元二十四年（736）底代張九齡為中書令以後。

宋人撰訂《新唐書》志第二十九（地理三）載：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國郡，天寶元年更名。土貢：絲布、磁器、刀、文石。戶七萬一百八十九，口三十八萬二千七百九十八。

所以，目前能明確判定的最早的“邢州瓷器”進入唐政府文本視野的時間在開元二十二年（734）以後。要晚于河南道土貢瓷器的時間。

“盈”字款的陶瓷器物肯定和“大盈庫”有關。而就“大盈庫”設立時間的分析，可以確認“盈”字款邢窯器物出現的時間也不可能早過開元二十二年（734）。

1973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地區發掘過一組三十八座唐代墓葬群，遺憾僅有兩座未被盜擾，其他墓葬遺物環境雜亂。其中M206，為張雄夫婦合葬墓，葬者為高昌王國外戚貴族。出土《唐故偽高昌左衛大將軍張君夫人永安太郡君曲氏墓誌銘》一合，張雄死於貞觀七年（633），其妻曲氏死於垂拱四年（688）。此墓中出土唐代木俑群，其中的絹衣舞俑以紙撚做臂膀。這些紙撚後被發現原為唐代帳曆，來自長安。其中出現“延興門”、“觀音寺”、“昇道坊”等字樣。王靜撰文研究了這些質庫帳曆文字和長安“新昌坊”內的居民情況。遺憾這些文書中沒有明確出現“新昌坊”，但是其中的“延興門”、尤其是“觀音寺”非常重要。“觀音寺”就是“青龍寺”，又名“石佛寺”，中國佛教密宗寺院。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城東南鐵爐廟村北的樂游原上。從大雁塔向東北方向1.5公里即可到達。唐為長安城延興門內新昌坊所屬。該寺前身是“靈感寺”，建於隋文帝楊堅開皇二年（582）。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寺廢。據傳，高宗龍朔二年（662）城陽公主患病，蘇州和尚法朗誦《觀音經》祈佛保佑得愈，公主奏請復立為“觀音寺”。睿宗景雲二年（711）改名“青龍寺”，武宗會昌五年（845）禁佛時寺廢。次年恢復，改名“護國寺”。宣宗大中九年（855）長安左右兩街添置寺院八所，該寺又恢復本名。直至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後毀。“青龍寺”還是唐代密宗大師惠果長期駐錫之地。日本著名留學僧空海法師事惠果大師於此，後成為創立日本真言宗之初祖。著名的入唐八家，其中六家，空海、圓行、圓仁、惠運、圓珍、宗睿皆先後在“青龍寺”受法。

由寺廟的設立時間，可以確認，張雄夫婦合葬墓內的這些紮撚製作的墓葬偶俑所用的廢棄紙本文書，應該是高宗龍朔二年至垂拱四年（662--688）間的舊物。“觀音寺”坐落在長安城，延興門內的“新昌坊”中。陳國燦研究以為這類帳曆是質庫紙帳。進一步推定這個質庫就設在“新昌坊”或者臨近其地。開元前“新昌坊”內不見文本記載重要的身份顯赫的住居者。就吐魯番墓葬時間和所出質帳文書排序。至武周間“新昌坊”內仍多居一群生活在社會最下層的、貧窮且經常靠質舉以度日的城市貧民。真正長安顯宦以“新昌坊”為主要居住地選擇，屬(開元)天寶以後之潮流也。

開皇二年（582） 隋文帝營建新都大興城前期在清理新都基址時，將無主墳墓悉遷葬於延興門外的長安城外東南區域附近。為了超度這些被遷葬的亡靈，特在延興門西立一寺院，取名“靈感寺”，此寺及為前揭“青龍寺”的前身。延興門附近諸坊，地處偏遠，延興門外，位都城東南隅的臺原地，極為荒僻，且風景優美，自隋及唐時這裡就成為都人的主要墓葬區之一；而長安城外北郊、東北郊則為皇家陵寢集中區域。唐李復言《續玄怪錄》載，唐時緊靠延興門之南，與新昌坊一街之隔的“長安昇道里，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馬燧出葬時，遣百官於延興門臨送。唐懿宗也曾在延興門送葬他摯愛的女兒同昌公主。同昌公主是懿宗長女，其母為郭淑妃，她們母女二人深得懿宗的寵愛。但同昌公主體質虛弱，在嫁給新科進士韋保衡的第二年便患病亡故。《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己酉，同昌公主薨，追贈衛國公主，諡曰文懿。主，郭淑妃所生，主以大中三年（849）七月三日生，咸通九年（868）二月二日下降。上尤鐘念，悲惜異常。以待詔韓宗紹等醫藥不效，殺之，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系京兆府。宰相劉瞻、京兆尹溫璋上疏論諫行法太過，上怒，叱出之。……辛酉，葬衛國公主于少陵原。先是，詔百僚為挽歌詞，仍令韋保衡自撰神道碑，京兆尹薛能為外監護，供奉楊復璟為內監護，威儀甚盛，上與郭淑妃禦延興門哭送。”《新唐書》卷八十三·列傳第八《諸帝公主》：“衛國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下嫁韋保衡。咸通十年薨。帝既素所愛，自製挽歌，群臣畢和。又許百官祭以金貝、寓車、廞服，火之，民爭取煨以汰寶。及葬，帝與妃坐延興門，哭以過柩，仗衛彌數十里，冶金為俑，怪寶千計實墓中，與乳保同葬。追封及諡。”極盡之奢華，可想當年唐帝愛女出喪，延興門前，人湧如潮。長安地區的唐代墓葬主要圍繞長安城周圍的黃土台原分佈。尤其地處唐長安城東以及東南近郊的龍首原、白鹿原、銅人原（或稱洪慶原），之南的鳳棲原、少陵原（或稱杜陵原）、畢原（實為鳳棲原的一部分）等地，墓葬分佈更為密集。馬燧故，德宗悲慟，遣百官臨送；懿宗葬衛國公主于城東南的少陵原，都自“延興門”出殯送亡。而“延興門”之南的昇道里南街又盡是墟墓。“延興門”為長安東城牆偏南側最後一座城門。據考古實測，延興門東西21m，南北42 m，面積882㎡，有寬6m的門道3個；於開皇四年（584）命名，與其他城門相比，是除明德門外，外郭城等級最高的城門。其原因和唐代政治、皇家娛樂活動多在城東南的曲江地區有關。尤其開元二年（714）唐玄宗營建改造興慶坊內“五王子宅”舊第，至開元十六年（728），玄宗自大明宮移入“興慶宮”聽政，這裡成為開元、天寶政治中心。對長安東區的發展帶來較大影響。可想當年往東及東南出城的各類喪禮的送行地點多在此門，清明（寒食）、中元、寒衣時節緬懷故人的活動，亦多集中在這裡進行。故每逢清明（寒食）、中元、寒衣等祭奠的節日，延興門附近便是人行接踵，車馬喧囂的場景。皇甫冉《清明日青龍寺上方賦得多字》：“上方偏可適，季月況堪過。遠近水聲至，東西山色多。夕陽留徑草，新葉變庭柯。已度清明節，春秋如客何。”這大量的人流及消費可能也是逐步帶旺延興門、新昌坊這個區域開元天寶後成為主要居住地的原因之一。而青龍寺本身就是為超度亡靈感應而建，所以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應該承接了巨大的為亡魂祈福超度法會擺壇的功能。同時因為延興門洞廊下見慣了亡者的棺柩紙錢，累有哭喪之聲。所以坊間傳誦的異怪鬼狐之事，自當不在少數。宋人輯錄《太平廣記》時，唐延興門內新昌坊裡的詭譎魔怪舊事，不絕於筆。

《太平廣記》卷三四六《盧燕》條引《河東記》：長慶四年（824）冬,進士盧燕,新昌里居。晨出坊經街,槐影扶疏,殘月猶在。見一婦人,長三丈許,衣服盡黑。驅一物,狀若羝羊,亦高丈許。自東之西,燕惶駭卻走,婦人呼曰:“盧五,見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

《太平廣記》卷三五六《哥舒翰》條引《通幽錄》：哥舒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遊豪俠，宅新昌坊。有愛妾，曰裴六娘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舒翰常悅之。居無何，舒翰有故，遊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殯於堂奧，既無他室，舒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繐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舒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長丈許，著豹皮裩，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及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床上貴人奈何？”又曰：“寢矣。”便升階，入殯所拆發。舁櫬於月中，破而取其屍，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物狼藉。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舒翰乘勢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舒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來救之，舒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啖處亦無所見。舒翰恍忽，以為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有跡，竟不知其然。後數年，舒翰顯達。

《太平廣記》卷四五二《任氏》（沈既濟撰）：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崟，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托身于妻族。與崟相得，遊處不間。唐天寶九年（750）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于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殊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昵。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

另1973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的M506，距離M206僅100米左右。出土了非常珍貴的“紙棺”，此墓有大曆四年（769）《張無價買地券》。紙棺長2.3、前高0.87、寬0.68、後高0.5、寬0.46米。它以細木杆為骨架，自前至後撐以五道弧頂支架，糊以外表塗紅的故紙，無底。所用故紙，大都是天寶十二——十四年（753——755）的西、庭二州一些驛館的馬料收支帳。可以確認，M506的紙棺為西、庭二州靠近吐魯番地區用周近的故紙棄物所制紙紮。而M206曲氏墓出土的紙撚絹衣木俑，尤其值得留意。因為紙撚胳膊中的故紙文字，出現的都是延興門、昇道坊、觀音寺北曲等都城長安的地名標記。由此不難推測，這批舞俑原是在長安製作的，它們大概是按照麴氏的“永安太郡君”的封號而從長安賻贈到西州的。《唐六典》卷二三（甄官署）：“凡喪葬則供其明器之屬（加注：別敕葬者供，餘並私備）。”《唐會要》卷三八：“會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寮。及庶人喪葬事。” 文末有違制者“先罪供造行人賈售之罪。庶其明器。並用瓦木。永無僭差。”處理的要求。由前揭可以確認，唐時，文武百寮和庶人，葬事中的明器多為瓦、木之器，是可以由“賈售”所得的，且賻贈官供外的喪葬明器可以自備。

唐詩中涉及冥祭的“紙錢”甚多。這類喪奠祭靈之物斷無可能自己長期在家存放。就算是節儉之宅，自剪“紙錢”，那類裱紙也需去專買。所以由此亦可確認，有唐之時，諸地四野祭悼亡者神怪，多用到“紙錢”，故長安城內當有專業的“紙錢冥器鋪”。王建《寒食行》：“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白居易《黑潭龍——疾貪吏也》：“神之來兮風飄飄， 紙錢動兮錦傘搖。神之去兮風亦靜，香火滅兮杯盤冷。”白居易《寒食野望吟》：“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壘春草綠……冥寞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白居易《答謝家最小偏憐女》：“嫁得梁鴻六七年，耽書愛酒日高眠……誰知厚俸今無分，枉向秋風吹紙錢。” 張籍《北邙行》：“寒食家家送紙錢，烏鳶作窠銜上樹。”張籍《華山廟》：“金天廟下西京道，巫女紛紛走似煙。手把紙錢迎過客,遣求恩福到神前。”王叡《祠神歌·送神》：“棖棖山響答琵琶，酒濕青莎肉飼鴉。樹葉無聲神去後，紙錢灰出木綿花。”李建勳《迎神》：“陰風窣窣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吳融《野廟》：“日暮鳥歸人散盡，野風吹起紙錢灰。”薛逢《君不見》：“清明縱便天使來，一把紙錢風樹杪。”

再聯繫到長安城新昌坊、昇道里、延興門附近的喪葬、出殯、祭奠活動發達，這個區域應該會有較多的“紙馬（錢）冥器鋪”。加之長安城內延興門附近的故紙廢棄物，不可能遠送到千里之外的吐魯番去做紙紮糊裱。應該是就近取材，廢物利用，轉入紙紮冥器鋪，二次使用。所以有理由相信，這批西州“永安太郡君麴氏”墓的紙撚絹衣木俑就特別訂制于長安城延興門內新昌坊或者昇道里附近的“紙馬（錢）冥器鋪”中，賻贈或者賈售私備到遙遠的西州。

薛能在《夏日青龍寺尋僧》中寫道：“得官殊未喜，失計是忘愁。不是無心速，焉能有自由。涼風盈夏扇，蜀茗半邢甌。笑向權門客，應難見道流。”這首詩寫的非常有意思，首先開題，就是夏天裡到青龍寺內去尋找僧友。正文講道“得官”、“蜀茗”、“邢甌”。連貫時間、地點、經歷，一幅實景記錄打開。《全唐詩》所附《薛能傳》記：“（李）福徙西蜀，（薛能）奏以自副，咸通中攝嘉州刺史”。另《郡齋讀書志》、《唐詩紀事》、《唐詩品匯》、《唐才子傳》均載：“能，字太拙，汾州人(今山西汾陽一帶)。”薛能，仕宦顯達，官至工部尚書。時人稱其“詩古賦縱橫，令人畏後生”。會昌六年（846）登進士，歴官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攝嘉州刺史，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權京兆尹，授工部尚書，節度徐州，徙鎮武昌，為賊所殺。能癖於詩，日賦一章，有集十卷並《繁城集》一卷傳世。薛能，據現有年譜推定，生於817年唐憲宗元和間，會昌六年（846）登進士科。咸通（860—874）中，攝嘉州刺史入川。會昌六年（846）薛能初登進士科，此年三月武宗薨，宣宗繼位，五月，“青龍寺”在武宗會昌滅佛廢棄後被復立，改名“護國寺”。到宣宗大中九年（855）長安左右兩街添置寺院八所，該寺又恢復本名。就前述史由，這首《夏日青龍寺尋僧》應該寫于咸通元年（860）或二年（861）間。可能就是在薛能知道批復其奏請赴川後。到新復名幾年的“青龍寺”中尋找僧友告知此事，以為話別，有感落墨的。“得官”未必是喜，“蜀茗”是消暑的好飲，“邢甌”是最時尚的飲茶器具。一切都發生在夏日的“新昌坊”“青龍寺”中。尤其是這半邢甌的蜀茗，詮釋了“內邱白瓷甌，……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狀況。

1954年3月，廣州清理發掘一座墓葬,從墓誌記載，確認墓主人為吳興姚潭, 唐廣州都督府長史姚湜的長女，卒于大中十一年（857）十二月廿七日，年25歲，大中十二年（858）二月十三日窆于甘溪之南原。此墓出土的兩個白瓷碗，（圖七）是廣州唐墓首次發現。

（图七）1954年 广州姚潭墓出土 邢窑碗

碗的胎質潔白，堅硬而厚重。一件高4.7、口徑13.6、底徑5.7厘米；一件高4.8、口徑15.1、底徑7.4厘米。釉層厚而不勻，白中微帶青色，碗底露胎。1954年，這兩件邢窯碗在廣州展出，隨後在京舉辦的《五省出土文物展覽》中展出，陳萬里確認為邢窯系統之器物。從長安到廣州，關山重重。邢甌，當時天下的絕對時尚潮流通行之物。武宗（841-846）朝，郭道源後為鳳翔府天興縣丞，充太常寺調音律官，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於其中，以箸擊之，其音妙于方響也。咸通中，有吳繽洞曉音律，亦為鼓吹署丞，充調音律官，善於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甌：《洪武正韻》謂“今俗謂碗深者為甌。”《正字通》說：“俗謂茶杯為甌”。邢甌所指即為邢地所出之茶碗（杯）。這類白瓷甌，當年白居易亦非常熟悉。“須臾進野飯，飯稻茹芹英。白甌青竹箸，儉潔無膻腥。”“此處置繩床，傍邊洗茶器。白瓷甌甚潔，紅爐炭方熾。”為其日常所用。內丘為邢州所轄，元稹：“雕鐫荊玉盞，烘透內丘缾。”詩云的“內丘缾”即為邢窯所制湯瓶。再白居易曾經在新昌坊中置有居所，白樂天因居於新昌坊，所以到青龍寺的機會也增多，《青龍寺早夏》：“塵埃經小雨，地高倚長坡。日西寺門外，景氣含清和。 閑有老僧立，靜無凡客過。殘鶯意思盡，新葉陰涼多。”而早夏到“青龍寺”尋僧友的不單只有白居易，還有權德輿“曉出文昌宮，憩茲青蓮宇……虛室僧正禪，危梁燕初乳。”姚合《新昌里》：“舊客常樂坊，井泉濁而鹹。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 甚至風水術師也有奇說：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為玉杯，一破無複可全。金碗或傷，庶可再制。牛宅本將作大匠康巧宅，巧自辨岡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每年命相有按，巧必引頸望之。宅竟為僧孺所得。李後為梁新所有。開元天寶後居住於新昌坊的名流越來越多，人們也越來越發現新昌坊的好。同時新昌坊內的青龍寺成為當時重要人物聚會往來之地。白氏詩云：“閑有老僧立，靜無凡客過”。可見青龍寺裡那時白居易就知道少有凡客。再王維與裴迪也曾經到新昌裡尋找過呂逸人。

1992年，西安青龍寺遺址出土刻“盈”字款，款上墨書“大中十三年（859）三月十三日 王八送來令 殷政收”白瓷執壺。2002年，新昌坊遺址範圍內古井（編號2002XNJI）內出土一批帶“盈”字款的有蓋白瓷執壺和托盤。這些“盈”字的器物，在當年就屬於貴重之物，斷不可能是那些去延興門附近質庫典當日常穿著的“舊黃布衫”、“極碎白布衫”，“舊白小綾領巾”、“故白布裙”、“粗麻鞋”、“故緋羅領巾”等，普通市井之徒可有之器皿。再者武周之前邢州的陶瓷器物，應該也還沒有進入貴族官宦的視野。

結 語

“延興門”、“新昌坊”、“青龍寺（觀音寺）”臨近區域從文獻記載和歷年來的多次科學考古發現，出土了有“盈”字款的帶蓋執壺，及“大中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墨書紀年銘器物，它們在唐代邢窯器物的出土和考古研究上有著特殊和重要的位置。前文揭櫫的新疆吐魯番出土長安質庫文書，給了最真實的“延興門”“新昌坊”區域早期居住者的原始材料。同時也證明瞭當年在長安城延興門內新昌坊、昇道裡附近應該有專門賈售葬具的“紙紮（錢）冥器鋪”，且這些葬器有可能是賻贈外賈售私備的。而開元末的政府彙編《唐六典》，天寶（742-756）年後的哥舒翰、元稹、權德輿、白居易、姚合、牛僧孺、薛能、空海，包括那兩位墨跡瓶底書名的王八和殷政與延興門、新昌坊、青龍寺、“盈”字款瓶甌窯器；從人物到文本、從器具到詩詞，從地名到居所，有著如蛇跡灰影般的聯繫。我們有理由相信，邢窯瓶甌及邢窯“盈”字款器物很有可能曾經被他們看到甚至使用。邢窯器物，特別是“盈”字款的器物，同樣隨開元天寶後新昌坊逐步繁榮，官紳貴宦常居者的到來，纔被帶入“新昌坊”這一原來偏僻窮窘陰魅之地的。

（说明：本文刊发于2015年《唐研究》第21卷。此稿为原本，同刊发稿微有删订不同，另因植字问题，个别古字有误，请阅者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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